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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线是什么？
要说“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确实是不太好回答。笔者经过反复思量，认为刘文静之死或许是“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当然了，这仅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在没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抛出来，就当做抛砖引玉吧。
在唐初的功臣中，无论是从资历还是功绩，刘文静都在裴寂之上。可是唐朝建立后，裴寂的地位却扶摇直上，位居刘文静之上，这就使得刘文静很不满。而且，裴寂利用李渊的宠信，不断在政治上打压刘文静，终于，刘文静爆发了。
话说在某一晚，刘文静在家中与兄弟饮酒，酒后发狂拔刀砍斫厅柱，称定要斩杀裴寂。没想到酒后的失言却被一个失宠的小妾告发。虽经刘文静抗辩和李世民力保，但刘文静仍然被李渊以谋反为名处死。
刘文静之死的深层次原因
从表面上看，刘文静之死是其自身嫌功大赏薄，有怨望之心，触犯了李渊的忌讳。再加上裴寂推波助澜才被杀。但实际上，这是李渊为了化解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间即将发生的争斗而采取的釜底抽薪之计，当然了，抽的自然是李世民这口锅下面的柴火。
李渊自起兵反隋以来，军功之大无人能超过李世民，而作为太子的李建成按照礼制必须要待在长安，这就极大地影响了李建成的功业。如果说李世民是个安分守己的王爷那也就罢了，可恰恰相反，李世民利用出征的机会不断充实自己的幕府，把很多猛将纷纷收入帐下，假以时日，李世民羽翼丰满，李建成是根本控制不住他的。
早在晋阳之时，刘文静就和李世民关系最好，据《新唐书 刘文静传》记载：
既又见秦王，谓寂唐公子，非常人也。豁达神武，汉高祖、魏大祖之徒欤！
由此可见，刘文静对李世民的期许是刘邦和曹操一流的人物，评价不可谓不高！
在唐朝未建立之时，刘文静对李世民的评价再高，大家也就姑妄听之罢了，可是随着唐朝的建立，这个评价就有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不甘于臣服的一种表现！
李世民对刘文静也抱有极大的好感，每逢出征，总是和刘文静同行，这就引起了李渊极大地怀疑。李世民在外掌军，刘文静在内呼应，如果将来自己有一天驾崩，这天下还能是李建成的吗？
李渊并不像后人评价的那样无能，而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可是面对自己家庭中即将出现的争斗，他也确实很为难，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处理了谁自己都会心疼。这也是帝王们的悲哀吧！
但是，处理不了李世民，难道我还处理不了刘文静吗？杀死刘文静，就相当于断了李世民的一条臂膀，同时也算作给了李世民一个严重警告。所以说，刘文静就是唐朝皇室太子之位争夺战的一个牺牲品。
见到自己最得力的助手要被杀，李世民极力营救。可是，此时的李世民远没有消灭窦建德和王世充之后具有的那般权势，营救失败。
刘文静之死才应该是“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
刘文静之死，最得意的不是李渊，而是李建成。作为封建社会正统的继承人，他具有先天性的法理优势，这一点是李世民无论如何比不了的。
刘文静死后，李世民确实是消停了一段时间，在政治上也不是很活跃，安心在家里养河西之战中受的伤病。但这并不意味着李世民放弃了夺嫡的野心，反而这种欲望更加强烈了起来。
如果说，刘文静未死，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间的争斗还未显现出来的话，那么，随着刘文静的死，本来隐藏在水下的矛盾一下子浮出了水面，暴露在世人面前，也由此埋下了日后“玄武门之变”的种子。所以，笔者认为，刘文静之死才应该是“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
结论
李渊之所以放弃李世民，并不是他不喜欢李世民，因为在政治家眼中是没有感情的，他们有的只是利害关系。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李渊必须要遵循封建礼法中立嫡以长制度，不然就会给王朝带来隐患。
但是，李渊又不忍心快刀斩乱麻，彻底废掉李世民，这也是李渊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之处，所以，李渊只能出下策，杀死刘文静，断掉李世民的臂膀，使其无力与李建成对抗，安心做一个太平王爷。可是，李渊错了，从他杀刘文静那天开始，不仅李世民不会饶了李建成，李建成也不会放过李世民的。他杀死刘文静不仅没能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反而激化了矛盾，这是李渊无论如何没想到的。
小樊闲聊来解答，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是什么呢？下面我来一一阐述再来寻找答案
第一：李世民战功卓著，功高盖主
唐高祖李渊于公元 618 年 5 月称帝建唐。之后为统一全国，先后进行了六次大规模战役。光秦王李世民就指挥了四次，且次次大捷。赫赫战功堆积起来的不是满足和骄傲，而是失落和失衡。李世民有勇有谋，刚毅果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他觉得自己才是开疆拓土、指点江山的不二人选。
第二：李渊曾多次明示或暗示封李世民为太子
隋末唐初高祖私下许立秦王为太子的记录甚多：
１、隋末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时，史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
２、唐 军 攻 克 长 安 后，“及 为 唐 王，将 佐 亦 请 以 世 民 为 世 子。上 将 立 之，世 民 固 辞而止。”
３、武德四五年间，“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隐太子建成传》
4 、贞观九年，唐太宗曾对臣下言：“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忠义》
5 、６２４年夏。仁智宫事发，庆州总管杨文干称兵作乱，高祖命秦王领兵平乱，行前高祖私谓李世民曰：“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隐太子建成传》
第三：高祖过于偏袒太子李建成
武德七年七月，李渊曾当着三个儿子的面呵责秦王：“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耶？”。即使仁智宫事件和杨文干作乱事发后，李渊依旧“薄太子罪”，仅将数名东宫官员流放了事，于此更可见李渊对太子袒护到何种程度。于临政变发生的前几天，元吉等曾当面请其父诛杀世民，李渊则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齐王即诬称秦王“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巢剌王元吉传》
李渊未置可否。太子、齐王可与其父当面议论诛杀秦王之事，其父仅以无理由为托词而竟无一词责斥，则不难想见李渊之立场与态度。
第四：秦王府主导的一场政变
武德年间，唐高祖嫡出三子相互勾心斗角期间，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曾认定：“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杜如晦传》临政变的前一天，因太子率更丞王晊的告密，秦府已得知了太子、齐王欲在昆明池宴别时“拉杀”秦王及坑杀秦府诸将的政变计划，秦府文臣武将群情汹汹，均欲先发制人。在集议决策时，李世民曾令尉迟敬德私召房、杜入府商议。此二人初以“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为对。李世民竟怒取佩刀付敬德，令再促二人，且云“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此情节足见秦王对房、杜二人倚仗之深及相互契结之密。由此可见，房、杜二人在秦府谋臣智囊群中明显起着决策核心的作用。
房玄龄曾私谓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汹汹，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尊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房玄龄传》此计划长孙无忌极为赞成，李世民亦表同意
不论文臣武将，每个人都想做皇帝的功臣，李世民掌了权他们才能得到更大的好处，皇家内部没有伦理可言。兄弟几人都在顾忌犹豫的情谊与血缘，而各自手下的利益争夺中，一切的一切伦理、情谊、手足都化作虚无，灰飞烟灭。
总结：初唐历史因唐太宗君臣对武德朝起居注、实录的大量歪曲篡改，导致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旧史记载颇多回护、隐漏、失实之处，而贞观君臣篡改国史的总根源，则无疑渊源于玄武门之变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时至今日，玄武门之变虽大致脉络清晰，但史事细节依旧疑云重重，斧削之后残留史料的记载，不少地方仍有太多的错讹与缺失、断环；
至于李世民是因为战功赫赫心里不服，还是高祖私下暗许未果，又还是父亲偏袒太子我认为关系都不大。小编认为应该是秦王府蓄谋已久的一场政变。还好李世民也是一代明君，贞观之治更是把初唐打造成为繁荣强大的帝国，万国来朝，被称为天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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